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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世界被老的版本:明清徽商注重扶助文化產業

放大字體  縮小字體 發布日期:2013-09-08  瀏覽次數:1587
核心提示:徽州山多地少,不適合農業生產。在農業為本的中國封建社會,農業不發達地區有一個普遍現象,即有積蓄者常攜資外出經商,貧困者往

徽州山多地少,不適合農業生產。在農業為本的中國封建社會,農業不發達地區有一個普遍現象,即有積蓄者常攜資外出經商,貧困者往往賣身學藝。這兩種行業都被看作“賤業”“末流”。因此,商人和戲曲藝人有一種天然聯系。這種聯系突出表現在戲曲藝人在經濟上要靠商人勢力的支持,戲曲藝人為商人提供娛樂和精神產品。在巨額財富高度集中于豪商大賈之手后,勢必會給他們的生活內容乃至精神面貌帶來深刻的變化。如王慎中《王遵巖文集》卷三十二《黃梅原傳》中記述那些發了大財的徽商“美服食,輿馬仆妾,營食田好宅,或盛燕邀,廣結附,以鳴得意,相矜為賢”,過著奢侈的生活。歸有光《震川先生全集》卷十三《白庵程翁八十壽序》中也稱徽商和西商(晉商)聚居的揚州為:“天下都會所在,蓮屋列肆,乘堅策肥,被綺轂,擁趙女,鳴琴踮屣,多新安之人也。”在19世紀之前,戲曲是一種最普遍、最受人歡迎的娛樂形式。豪商大賈無疑是僅次于皇家最有錢的觀眾群。一個劇種、一個戲班,能否贏得豪商大賈們的喜愛和支持,對其生存和發展影響甚大。




  徽商作為明清時期與西商相并駕齊驅的商人勢力,對戲曲的貢獻,首先表現在通過辦家班的形式,在滿足自身娛樂的同時,給與戲曲經濟上的支持。傅巖《歙紀》卷八“紀條示”中指出:“徽俗最喜搭臺觀戲。”為了滿足聲色娛樂需要,許多豪商大賈都養有家樂,即家庭戲班。如明萬歷年間徽州富商潘侃就經常以“蹴鞠、技擊、倡優雜戲”來招待賓客。明末,由吳地發展起來的昆曲盛行全國,徽州商人蓄養家班成風,許多著名的戲曲藝人都出自他們的家班,故有了吳徽班之稱。如萬歷年間著名文人馮夢禎《快雪堂集》卷五十九記載:“赴吳文倩之席,邀文仲作主,文江陪。吳徽州班演《義俠記》,旦張三者,新自粵中回,絕技也。”由于徽商有雄厚的經濟實力投入戲曲創作,有較高的文化藝術修養指導戲曲演出,對提高戲曲藝術的品位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。明末徽商家班最著名的有汪季玄家班,吳越石家班等。明代著名戲曲理論家潘之恒為徽商潘侃之孫,他在介紹汪季玄家班時說:“社友汪季玄招曲師,教吳兒十幾輩,自為按拍協調,舉步發音,一釵橫,一帶揚,無不曲盡其致。”從潘之恒的記載來看,汪季玄精通戲曲音律,有很高的藝術修養。他喜愛昆曲,為了使家班能演唱純正的吳音,不僅請來曲師教唱,而且從江蘇招來十幾個女孩子學戲,可謂費盡心思。吳越石家班以搬演湯顯祖的《牡丹亭》稱著。潘之恒稱該班演出《牡丹亭》“能飄飄忽忽,另番一局于飄渺之余,以凄愴聲調之外,一字不遺,無微不極。”潘之恒在《鸞簫小品·情癡》中贊賞徽商吳越石“博雅高流”,說吳越石排演《牡丹亭》,“先以名士訓其義,繼以詞士合調,復以通士標其式。”潘之恒所說的“名士”“詞士”“通士”相當于現在的編劇、導演、音樂設計,通士講解劇情、人物,詞士設計唱腔,通士指導排演。由此可見,徽商家班的演出是非常講究的。




  徽商對戲曲的第二個貢獻是,在明中葉通過商路,將海鹽腔、弋陽腔、昆腔傳到徽州,促進了本地戲曲的繁榮發展?!都腦凹乃摹芳竊兀和蚶吣?公元1599年),“休寧迎春,共臺戲一百零九座。臺戲用童子扮故事,飾以金珠繒彩,競斗靡麗美觀也。”臺戲是以兒童裝扮成戲中的場面,立于成人的肩上游行,或立于桌子上由成人抬著游行的一種民間表演藝術,雖然不能等同于戲曲演出,但是在戲曲的影響下產生的,從中也可以看出休寧戲曲活動繁盛的一個側面。時過一年,也就是萬歷二十八年(公元1600年),歙縣也舉行了一次以戲曲演出為特征的盛大迎春活動。這次在徽州府邑城東舉行的迎春賽會,設戲臺36座,由來自吳越名優及徽商之家班伶人獻藝競技,演出各種傳奇。潘之恒《亙史》嘆曰:“從來迎春之盛,海內無匹,即新安亦僅見也。”




  徽商對戲曲的第三個貢獻是順應歷史潮流,對新興的花部戲曲予以熱情支持。清乾隆年間,以梆子腔、皮簧腔為代表的花部戲曲在各地盛行,對雅部昆曲造成了極大的沖擊。乾隆五十年(公元1785年)北京禁演花部戲曲,秦腔著名演員應徽商江鶴亭邀請南下揚州演出。江鶴亭對魏長生非常敬重,演戲一出,贈白銀1000兩,極大地刺激了揚州花部戲曲的發展。乾隆皇帝六次南巡,都在揚州停留,為了滿足皇帝的娛樂需要,時為兩淮鹽商總商的江鶴亭,征集四方名旦,先后組成了德音班,合京、秦兩腔的春臺班。除江鶴亭外,揚州的徽商,擁有家班的還有徐尚志的老徐班,黃元德、汪啟源、程謙德的昆班等。因有雄厚的經濟實力,這些徽商的家班,爭奇斗艷,演員均有二三百人之多,戲箱價值二三十萬兩白銀,每年開銷數萬兩。如李斗《揚州畫舫錄》記載:“老徐班全本《琵琶記》,‘請郎花燭’,則用全紅堂;‘風木余恨’則用全白堂,備極其盛”;“小張班十二月花神衣,價至萬余金。百福班一出《北餞》,十一條通天犀玉帶。小洪班燈戲,點三層牌樓。二十四燈,戲箱各極其盛。若今之大洪、春臺兩班,則俱眾美而大備矣。”乾隆五十五年(公元1790年),清高宗弘歷八十大壽,在徽商的大力支持下,三慶、四喜、春臺、和春等四大徽班先后進京演出,此外,到京的還有嵩祝、金鈺、重慶、四慶、五慶等徽班?;瞻嘟?,大大加強了花部的勢力,促進了首都戲曲的繁榮,為京劇的形成創造了有利條件?;瞻嘀閱芙┎⒄季荼本┫非杼?,是與徽商提供經濟上的大力支持分不開的。從上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,徽商對中國近代戲曲的發展所做出的重要貢獻。




  清道光以后,近代工業崛起,相對應的金融業風起云涌。晉中商人及時將資本投入金融業,而徽商沒有完成這一轉變,被后起的浙商替代。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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